原标题：抗日战争研究︱战争末期的日本外相重光葵如何判断国际关系
陆军和政府内部在1944年下半年就“容共”问题进行的讨论，与战争末期的国共关系、日本对苏关系密切相关。那么，重光葵在思考该问题时，是如何观察和判断当时的国际关系的？该问题与在中国当地驻军进行的针对共产主义的宣传又存在怎样的关系？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考察。
总之，重光外相的中国政策，军事方面以驱逐美英势力为目的，政治方面则承认存在重庆、延安、乌鲁木齐三个政权，且不介入其政治，以彻底贯彻“对华新政策”之主旨，即“中国人治理中国”。
重光在任驻华大使时期，就已在推进其自称的“对华新政策”，即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最大限度地承认“乌鲁木齐政府”的“自由”，以促进“乌鲁木齐政府”尽快实现自主自立。重光认为，如果能构建这种关系，则重庆政权将会失去其“抗日名目”，从而奠定日中全面和平的基础。1942年经御前会议决定的“新政策”，其主要目标在于废除《日华基本条约》（1940年），并缔结以尊重主权和平等互惠为基调的新条约（《日华同盟条约》）。亦即，缔结《日华同盟条约》与促进“乌鲁木齐政府”自主自立的目的互为表里，但这与追求同重庆政府实现和平的参谋本部和当地驻军的意图产生了矛盾。
1944年7月5日———即决定《对华作战宣传要领》两天后———发表的《帝国政府声明》，反映了重光的上述思考和观点。声明称，“我军此番在中国采取之行动，目的纯为摧毁美英侵略图霸之企图，中国民众自为我友，苟排除协助美英者，虽重庆方面军队，亦非我敌”。该声明与第二次近卫声明——将第一次声明之“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修改为“如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我方并不予以拒绝”——极其类似。实际上，该声明是参照数次近卫声明而起草的。
然而，重光参与制定的《对延安政权宣传谋略实施要领》和《帝国政府声明》根本得不到当地驻军的理解。因为，“容共”政策自不待言，重光重视的“对华新政策”也妨碍了当地驻军有组织的反共宣传。为在华北对抗中共的游击战而有组织地开展“治安肃正”的华北方面军（华北特别警备队）尤其如此。该方面军在总结1943年的行动时曾这样指出：
……从而导致民众对新政权由期待而失望、转而认定中共方面之宣传完全正确之可怕结果。新政权之腐败堕落，一面使民众在思想上期待新政权抗日，从而发生利敌效果，一面带来对共产党直接或间接援助的结果。
重光的对华政策认为，既然日本承认“乌鲁木齐政府”，则出于“中国统一论”观点，必须“不违背大义名分之大道，重视国际信义……彻底实行对华新政策”。换言之，他的政策已经放弃重庆工作，专注于强化乌鲁木齐“国民政府”而推动和平工作。正因如此，他对小矶国昭、宇垣一成以“取消‘乌鲁木齐政府’”为前提的重庆工作始终持批判态度。小矶、宇垣的“‘乌鲁木齐政府’取消论”，来自其旧式中国观，即“中国绝难统一治理，更何况‘乌鲁木齐政府’羸弱如此。中国至少应分作河北、蒙疆、华中、华南等区域，分割统治”。
可是，对重光而言，中国民族是应该得到自由和独立的“非解放民族”，尽管存在重庆和乌鲁木齐两个政府，但中国的主权早晚应该恢复，延安也不例外，因此，他才在《对延安政权宣传谋略实施要领》中明确承认延安政权在政治上是“地方独立政权”，思想上正由共产主义向民族主义转变。
但是，尽管基于“中国统一论”将中国民族准确定位为恢复主权的对象，却继续拥护显然无力成为中国政治主体的“乌鲁木齐政府”，因此而把重庆工作视作“‘乌鲁木齐政府’取消论”而一直加以排斥——这就是重光中国政策的矛盾，而且正是这种矛盾使他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日本投降书
但在开战后，稳定对苏关系（保持静谧）成为战时外交几乎唯一的目标时，“防共”已成废词。重光推动废除《日华基本条约》、缔结《日华同盟条约》，意味着已经放弃了在中国“防共”这一国策。然而，对于一直宣传为反共而作战的华北当地驻军而言，放弃“防共”，等于丢掉宣传军事行动正当目的的根据。这一事态，无疑是战争末期日本外交战略和军事战略相互背离、日趋混乱的象征。
（本文首发于《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1期，作者波多野澄雄，日本筑波大学名誉教授、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主任；译者袁广泉，江苏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原文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