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伊沛霞：晚唐文人对中国文化和政治体制有何反思
在古代，当中国人初次对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进行思考时，思想家们很自然地将中国视为沙漠中的文化绿洲，世界上唯一有文字、城市和先进制造技术的地方。唐朝时，这一观点已不再令人信服。因为在几个世纪中，香客和僧侣经常往来于中国和印度之间，他们使中国人了解到印度的书写传统足以同中国相匹敌。此外，汉人的近邻也不再是原始部落：高丽、渤海（位于东北）、南诏（位于云南）、吐蕃和日本都建立了国家。它们都有统一的宗教，有书写文字（有的发明了自己的文字），建立了城市并进行长途贸易。在很多方面，中国可以自认为优于其他国家，但不能再以唯一的文明之邦自居。初唐时，各国均承认中国在政治、体制和文化诸方面都有杰出的建树。实际上，朝鲜和日本的君主往往照搬中国文化和政治体制，以求建立其本国强大的政治中心。然而在晚唐时，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促使许多有识之士对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反思。在此过程中，儒学得到了复兴。杜佑（735—812）和韩愈（768—824）这两位著名文人的观点，可以作为这一思潮的代表。
正如这幅描绘宴饮的壁画所表现的，唐朝时人们开始坐在榻上。坐者的衣衫为典型的士大夫便服。蓝色或褐色长袍、黑靴、黑帽。这幅宽70英寸、长92英寸的壁画绘于长安附近一座建于8世纪的墓葬的墙壁上
当然，杜佑和韩愈的看法在很多方面相左。杜佑坚持应抓住变化，应了解具体实践的细枝末节。而韩愈更强调一成不变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认为在政策层面上应重视德行，君主应掌握“圣人之道”。杜佑主张循序渐进地追溯历史的发展，而韩愈则以为可以将中间的几个世纪一笔抹杀而一下跃回到遥远的古代。然而，二者确实在某些问题上颇为一致。例如，他们都对自汉朝以来广为流行的君主受命于天的理论不感兴趣。而且，他们分享一种基本的乐观主义精神，认为只要持善念之人在世上有所行动，一切就会变得更好。他们的这一观点为很多同代人所赞同，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活跃了当时思想界的论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