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城市的历史人类学①︱王笛 冯筱才 贺喜：城市与城市人
7月14-19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民间记忆与地方文献研究中心和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一届“城市的历史人类学”研习营在成都开营。在过去的多年时间里，科大卫、萧凤霞、刘志伟、陈春声、郑振满、赵世瑜等教授带领研究团队深入乡村社会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考察工作，并在田野与文献的基础之上探讨尤其是明清以来中国的社会的演变与及地方社会与国家之关系等研究课题。本届研习营将历史人类学的旨趣与关怀带入城市，开始探索如何在城市开展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正如在开展乡村研究时所强调的那样，透过田野考察，希望能把制度史的问题，紧扣到具体的地点与人群；而以田野的眼光去读文献，则期待能恢复深埋于文献中的现场情景。在传统时代，中国城市化的程度领先于世界；然而。从清末民初起，因为交通的演变，工业化的影响，现代建筑业的兴起等理由，全世界的城市化程度大大迈进，中国社会也如是。所以，在时间上，历史人类学研究的着眼点需要往下推。有鉴于此，首届“城市的历史人类学”研习营邀请了耶鲁大学人类学系萧凤霞、澳门大学历史系王笛、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科大卫、贺喜、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程美宝、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张乐天、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冯筱才、成都师范大学钟翀、同济大学刘刚等诸位教授为学员举办讲座，各位学者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分享了自己对于城市史研究的看法与思考。此外，研习营还特邀复旦大学史地所张伟然、成都社科院金大陆、马军、牟振宇、林超超等学者带队，在成都城市进行了田野考察。
何谓社团？为什么要从社团的角度来研究城市？研究城市，当然首先要研究是谁生活在其中？各种城市景观变化的背后，居民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但如果我们翻阅民国时期的史料，譬如报纸，一个最直观的印象可能就是，我们满眼所见都是铺天盖地的社团活动，相反个人生活记录相对比较缺乏。即使我们去查找当时人的日记，有时每日寥寥文字更多的是将个人与社团联系在一起的记录。
当个人的意图、活动被包裹在史料所展现的“社团”之下，那么，研究者该如何来解读这些“现代”的声明？是谁在控制这些社团？社团活动对城市和个人生活又发生了什么影响？
冯教授指出，近代中国城市的发展类型并不相同，例如行政驻地、工商业中心、或移民安全岛等，但相似的结果是人（包括他们带来的物、钱、信息）向城市的集聚，从而出现了显著的从传统“城乡一体化”到近代以来“城乡分离”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晚清新政所推行的地方自治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冯教授说，在“民主”的政治理想下，人们自由结社，社团代表成员，背后是一整套从西方移植的话语和逻辑；但同时，这位议员可能也是宗族（或不被新政承认的政治团体）成员，尽管名义上他代表的是一个选区、一个被新政承认的社团，这就为我们了解一个近代城市的权力结构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在不止一套话语和逻辑的存在下，我们不得不分辨文字材料背后他们的真实动机。
晚清的议会新政一直延续到民国，进而发展出了党派政治，一时间，政治社团在全国各地各级议会中涌现。除了政治领域以外，其他领域团体的结社热情也十分高涨，每天都有形形色色的团体成立：有承包地方财税的商会、行会，维护地方军事与治安的商团，经营公共事业的善堂，主办文教事务的教育会等等。这些功能集聚体的背后，是学者们所观察到的近代以来我们国家的行政从“小国家”到“大国家”的转变，为了节约交易成本，政府越来越倾向于同团体、而非零散的个人打交道；面对政治分裂格局下各自割据一方的军事势力及其强势派系，“结社”也成为各地人们应对变局的一种方式。
冯教授特别提醒我们，要注意那些熟稔政治话语、并主动利用社团合法性日益稳固的环境以成立社团来获益的人。在对社团资质毫无监察的背景下，这些社团的实际活动与他们的名义并不相符，一旦深入了解真正组织、运行“社团”的“人”，以及他们的人际网络和结社目的，就会发现社团“名”与“实”之间可能存在不小的差距：其中不乏类似“皮包公司”的社团，只见于电报末尾的署名电请，而不见有任何实际活动的迹象。
讲座中，冯教授讲了苏州社团图章管理和北京人力车公会的“段子”：民国初年曾经有几个社团图章都由一个“坐办”管理，因此他经常可代表全苏州几个重要社团发通电，大量社团的实际情形可见一斑；而看似由下层劳动阶级组成的北京人力车公会，背后则隐然存在研究系政客的力量。
这两个生动的例子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在之后互动环节中，不少学员举出自己关心的社团，想请冯教授来判断“真假”，但冯教授指出，每一个看似轻松的观察结果背后，其实是需要付出巨大的、不遗余力的史料搜集和整理工作，每一个个案都需要福尔摩斯式地寻找线索、绘制人物生平和成员关系网，不可以以一概全。例如在对成都总商会和“五卅”运动的研究中，冯教授介绍道，正是在与虞洽卿后人的访谈中，了解到其与段祺瑞亲属的密切世交关系，印证了自己对虞洽卿和段祺瑞私谊的猜想，从而从政治互惠的角度探讨成都总商会资助“五卅”罢工的动机更加令人信服。
民国时期不少城市中的“社团”，自身未必有恒定的政治理想，其活动也未必是服务于为其声称代表的“群众”。但是在近代剧烈变化的政治环境下，无论是政治竞争，还是经济资源开发，或社会秩序的维护，都造成清末民初社团繁荣的现象，但背后存在的操控性不可忽视，由此人们对近代中国城市中的许多活动与现象，也可能要谨慎判断。
1927年乌鲁木齐国民政府成立后，社团、城市与国家的关系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民初以来结社政策在此时有了新的异动：社团登记制度使国家更容易对社团进行直接管理；庞大的军费开支下社团承担起筹款的公共责任；打击封建迷信使得传统社团文化权力被转移乃至式微。
从民国初年到乌鲁木齐时期，城市社会权力网络一次次被重塑——从民初社团“繁荣”时代中普通人被各种团体代表，到国民党政府负责对社团进行合法性审核、乃至操纵，城市究竟成了谁的“地盘”？通过一系列问题，冯教授再次将我们的关怀引向传统中国社会向城市的转型：城市是什么？是否商人“自治”权利得而复失，城市重新回归传统的统治中心？这一次，似乎不像佛山那样有宗族的影子，但所谓“四大家族”、“孔宋豪门”这些词汇依然是我们熟悉的血缘宗族语言。传统意义上的社团，自愿性色彩似乎更加浓厚，但晚清民初之后走向了另一面，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有助于我们透过报纸、档案等史料上的社团之“名”，去了解真正掌握近代城市权力结构、驱动城市往什么方向发展的是哪些人的“实”。城市史研究，如果不是通过大量田野调研及穿透纸面的深入史料分析，把握作为历史实际行动者的“人”的表现或观念，而是仅依据史料中一些虚虚实实的“社团”活动来简单判断“群体意识”或人们的行为及观念，那么其结果可能是误解了城市历史的主体，历史研究的重建工作也很难真正实现。
在这次讲演中，冯教授不仅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更是强调了对史料怀疑的严谨态度和求证的灵活技巧，并启发学员在学术史中进行综合的对话和思考，使大家得到了治学方向、方法、态度等多方面的收获，对何为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看待史料、研究城市有了明快直观的印象和了解。
对工、工人、工作以及工人阶级的讨论，是贺教授讨论近代普通人身份建构问题的一个例子。与“工”相关的定义在明清时期具有多重含义。首先“工”是士农工商四民中之一种，这联系到王朝的赋役征收。其次，工与技艺传承以及该行业对于技艺认定联系在一起。比如，木工往往以崇拜鲁班先师的方式来显示身份的源流。做工的时候，鲁班真尺不仅是丈量工具，也涉及从事木工所要应对的世界观问题。再次，并非做工的人都可以有平等的工的身份。比如在山西的一块由乐户所立的碑刻中乐户特别要强调他们也拥有“工”的身份，从而合理化边缘人群立碑祭神的行为。在明清时期，苦力在地方社会也往往是不被承认的人。
当清末机器工业开始以后，发生了什么变化。在李伯元所著的《广东机器工人奋斗史》中，他笔下的机器工人大概可以算作是第一代接触大机器生产的工人。在习得技术之后，目标是回乡开厂招工，从而成为管理工厂的老板。而所谓“劳资关系”体现在同乡的关系之中。至于与工人切身利益相关的“罢工”也不是一个新的现象，明清时期一直都有机工叫歇的记录。
那么，清末民初有没有出现新的现象？
1920年代邓中夏的长辛店日记，体现了第一代接受清末新学的大学生对“工”的看法。他以新式词汇以及词汇后的政治理论描述观感，定义人群。清末出现的新词如“团结”也被频繁用来形容工人生活。新的媒体塑造的形象也影响着工人的变化，比如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大路》，将此前不被承认身份的流民和苦力塑造成“开路的先锋”。科技影响下工作的变化与工人的定义的转变密切相关。机器的运用不仅限定了人的工作地点、方式，机器还取代了工人的技艺。由此，传统工匠需要达到的特定技艺的门槛被打破。一战后，蔡元培的《劳工神圣》及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已经倡导“人人皆可以成为劳工”。
贺喜教授指出，这套词汇把我们对“工”的定义改变后，我们已经成了脱离这套新的词汇不能表达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