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吴铮强·寻宋︱宋辽防线：古战道与回銮碑的历史记忆
雄州
进入景区只是一片绿地，东面、北面各建一亭作为地道入口与出口。与第三天我和老沈在冉庄参观抗战时期的民间地道相比，砖砌的雄县古地道显得规整壮阔。开放的这段地道内安装了照明设施，各处还摆放着“迷魂洞”、“藏兵洞”、“放灯处”、“休息处”之类的说明牌。参观无需太多时间，景区的墙上也张贴着与古地道有关的图文说明，有说雄州与霸州地道相通延绵60公里，有说分布上千平方公里的古战道乃杨家第二代战神杨六郎（杨延昭）所建。
关于河北的“宋辽边关地道”，已有相当多的考古报告、研究论文及新闻报道，甚至还召开过一次专题学术研讨会。综合各种信息可以整理出以下不无混乱的知识点：
1、分布甚广。河北境内的砖砌古地道分布于永清-霸州、雄县、蠡县、邯郸各地，其中永清在澶渊之盟之后属于辽国境内，霸州、雄州、蠡县在宋对辽第一道国防线或附近，邯郸在第二、三道国防线之间。
2、史无明载。一般认为河北古地道修筑于宋代，但是现在未见任何修筑当时的记载。最早的文字记录可能是清代方志，内容其实是古地道重见天日后的描述与推测。
3、证据可疑。据称目前有关古地道修筑于宋代最确实可靠的证据是地道内发现宋辽时期瓷器，但各种资料中未见相关瓷器发现、鉴定的过程及实物照片，网上甚至有质疑瓷器乃发掘时人为带入。
4、时代不确定。多数意见认为宋辽边境的古地道是澶渊之盟以前的产物，也有学者提出邯郸等较南地域的古地道应该修筑于宋金战争期间，少数人士则相信更可能是元明时期民间富户躲避战乱的场所。
5、形态不明确。各地多有考古报告描绘古地道的结构与形制，但散布多地的古地道难以作为大型军事工程使用。清代方志记载霸州与雄县的古地道相互连通，据称探测作业证实了这一点并为古地道赢得了“地下长城”的称号，但相关探测报告似乎未曾公布。
6、功能不明确。有秘密运输、偷袭、避难等各种推测。
7、修筑者不明确。一般认为这些古地道是宋代军方工程，但永清在划界后属辽国境内，因此永清地道修筑者有可能是辽国军方，而邯郸古地道被认为是南宋抗金义军甚至金国抗元军民所修。
8、民间传说与史籍记载不能完全吻合。雄州一带广泛流传着杨六郎（杨延昭）威镇三关的故事，因而地方宣称地道为杨延昭修筑并以此大破辽军。但杨延昭河北前线任职的治所在保州（保定）、莫州（今属任丘）一带，他指挥的战役，包括著名的冰城计、羊山之伏，多发生在遂城（今属保定）一带。这些地方确实临近雄州-霸州，也没有证据可以排除杨延昭修地道的可能，但理论上讲，雄、霸两州军政长官比杨延昭更有可能主持这项工程——如果古地道真的产生于北宋的话。
9、永清、雄县等地有古地道旅游开发的各种尝试，但总体上不算成功。
澶州
找到回銮碑时一度陷入绝望，气派的屋宇式大门上除了“回銮碑”匾额，还挂着“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我为老城点赞”的横幅，门口角落里堆着一摞疑似水泥包，然而大门紧锁。沿围墙绕了一圈，发现这里作为文保单位正在施工整修，围墙上张贴着暂停开放的告示。实在不能甘心，焦虑地敲开大门，好心的施工人员同意我们入内参观。入内后又见两座亭子，近处亭子内是所谓宋真宗饮用过的御井，远处亭子内便是所谓的回銮碑。碑其实有三通，中间是原碑，铭文残损严重，左碑是1978年当地政府据拓片制作的复制品，右碑则是民国时期对回銮碑的题诗，三通石碑均以玻璃罩保护。
回銮碑的内容是宋真宋亲题御诗《契丹出境》，据嘉靖《开州志》记载，诗曰：
我为忧民切，戎车暂省方。征旗明爱日，利器莹秋霜。
锐旅怀忠节，群胡窜北荒。坚冰消巨浪，轻吹集嘉祥。
继好安边境，和同乐小康。上天垂助顺，回旆跃龙骧。
碑亭前的说明石牌上介绍称：
此碑立于北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是宋、辽澶州之战及澶渊之盟纪念碑，因上镌宋真宗御撰、宰相寇准书丹的《契丹出境》诗（又称《回銮诗》），故称“契丹出境碑”或“回銮碑”。
这段文字存在两个严重的知识错误，一是立碑时间并非宋真宗景德元年，而是至和二年（1055），二是题诗不但是宋真宗御制，而且为其亲书宸翰。
2004年12月3至5日，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与濮阳市文化局等单位在濮阳联合举办“澶渊之盟一千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其中李锡厚教授发表《论“澶渊之盟”非“城下之盟”》一文，从此论述澶渊之盟的基调由屈辱退让转变为开创太平之世。濮阳龙文化研究会的郭爱民先生则发表《宋“契丹出境”碑辨疑》，指出回銮碑由寇准书丹、立于景德元年的说法出自1978年濮阳县革委会重建碑亭时撰写的《回銮碑简介》，并依据《玉海》等史料厘清了濮阳回銮碑的来龙去脉。
澶渊之盟形成后，宋真宗在澶州与群臣宴饮赋诗，并要求臣僚们唱和，包括随行翰林学士杨亿等均有和诗留存。但宋真宗回銮时，并没有将御诗留在澶州。40余年后即庆历八年（1048）的一天，宋真宗之子宋仁宗带着近臣、宗室来到先皇帝纪念图书馆龙图阁、天章阁，奉观宋太宗的游艺集与宋真宗澶州亲征的诗作。又过了7年（至和二年1055），宋仁宗下令将宋真宗御制亲书的回銮诗赐给澶州官府保管，并刻石收藏，两年后又命宰相文彦博篆书碑额。今天所见回銮碑原碑断裂，文彦博篆书碑额早已无存，但无论如何，回銮碑与寇准没有直接关系。
1945年陈毅奉命转移时路过濮阳，作诗《秋过濮阳，月下与人谈毛主席飞渝事》，其中有一句“能掷孤注寇莱好”，寇莱就是指寇准（寇准封莱国公）。历史书写中寇准在澶渊之盟中的作用过于突出、过于戏剧化了，几乎是他一把攥着宋真宗渡过了黄河，而且据说他原本是坚持收复燕云而不同意议和的。虽然私德有瑕疵，但士大夫们评价寇准“左右天子为大忠”，如此说来濮阳当地应该为寇准立碑塑像以资纪念，但对于宋廷而言这是不可想象的。宋真宗回銮诗“继好安边境，和同乐小康”虽然指明了澶渊之盟为两国民众谋太平盛世的伟大意义，但宋廷从未为此树立起类似唐蕃会盟碑那样的纪念物，官方史书甚至刻意失载盟约内容，李焘为此在《续资治通鉴长编》感慨“景德元年誓书本，不知《真宗实录》何故不载”。由此看来，宋朝军民对于澶渊之盟是否值得隆重纪念是有疑问的，40余年后宋仁宗命令在濮阳为宋真宗回銮诗刻石，可能只是儿子对父亲煎熬岁月的私人追怀而已。
在与宋朝本无关系的古莲池，我们还寻得两种宋碑，一是熙宁七年（1074）的《送皇仪使知保州事曹偃诗碑》，一是元祐四年（1089）的《送李誴移守保塞诗碑》，内容都是文人送武将出任保州的送行诗。其中曹偃是宋初名将曹彬之子，送行诗作者不详，为李誴作送行诗的文人则包括很著名的蔡京。这些诗碑显示宋代的边塞武将十分在意与文官的交情，可见宋代的边塞文化也有浓郁的士大夫气息。
不过现在所见诗碑并非原刻，而是80年代据旧拓复制。原碑也在景区之中，只不过已在20世纪40年代末修建石桥过程中打砸碎裂而置于乱石之中了。两通诗碑的历史也算跌宕起伏，大概是文治与武功各自命运无常转换的一个注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