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钱婉约：记我的祖母张一贯 我的祖母，姓张，名一贯，江苏苏州人，1901年出身在苏州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1929年春，与我祖父钱穆（宾四）先生结婚，当时也可算“大龄知识女性”了，婚后育有我父亲他们三男二女五兄妹。因为祖父的原因，近年来，祖母张一贯的名字也频频在一些文章中被提及。祖母首先是一位贤妻良母，在与我祖父聚少离多的一生中，独自教养了五个儿女及他们的家庭；祖母也曾有自己的职业，先后在苏州的几所小学任教，是一位好教师，好校长；解放后不久，她不幸中风，偏瘫在家，又顶着“反动文人”家属的身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在我印象中，是一位乐观坚强的老人。 张一贯女士 最近，因为编辑抗战时期祖父母的家书资料，我从网络数据库、苏州档案馆、博物馆等处，搜检关于祖母的生平履历及相关资料，竟然新发现了一些祖母早年的佚文遗物。这些资料，不仅使我们家人多了一份对祖母的了解，或许也可帮助读者增进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青年女学生的了解和认识。 女子独立非求学不可 新发现的祖母佚文，共有散文三篇，诗三首。 发表最早的一篇文章，载上海《少年杂志》第十卷第二号（1920年），文中写道： 《说女子求学之要》1920年 “人无论男女，皆当自立。不能自立而徒借父母之庇荫，亲族之周恤，虽丰衣美食，亦可耻也。然则如何始能自立？曰：非求学不可。或曰，女子但能尽其治理家务、教导子女之天赋，即为已足，何必更求学问？呜呼！此大谬也。……今姑勿论其他。即以家庭之间治理家务、教导子女论之，女子苟非略明书算，何能区划家政，使之井井有条？苟非读书明理，何能改良家庭教育？ 况今者世局日新，东西各国之女子，无不与男子受同等之教育。凡社会之间，若工场，若商店，若邮电各局，若教育界，若慈善界，若医生、律师等业，无不有女子厕身其间。……我国女子倘仍守无才是德之谬说，以求学为不急之务，吾恐非特女子失其自立之能力，即家庭生计、国家经济亦必受其影响。 我女界同胞，奈何不猛省哉？” 文章从传统观念要求女子“治理家务、教导子女”出发，到当今世局日新，东西各国女子厕身社会各业界两个方面，纵观古今、兼涉中外，说明了新时代女子读书求学、接受教育的必要性。批评“无才是德”的错误老观念，呼吁女同胞急需“猛省”而求学自强。文章宗旨正切合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时代新思潮。耐人寻味的是，近百年过去了，今天女子受教育的权利早已达成，而“女子当自立”的话题，仍然并不过时。 此文作者后署曰“江苏吴县私立明德女学校高等一年生”，民国初颁布了壬子癸丑学制（1912-1913年），规定新式小学学制分初等小学4年，高等小学3年，原则上，儿童一般6岁起入小学。但是，由于当时正处于从旧的私塾家学，到新的近代学堂转制的新旧过度时代，所以，从实际情况看，进入新式小学读书的学生年龄，特别是女学生的年龄，会比较晚一点。祖母入新式学堂的时间，就比较晚，可能是四年初小后升入高小，也可能是先上私塾，后直接升入高小。根据我表妹在苏州市教育档案查到的资料核实，1918-1921年，即她17岁到20岁间，在明德小学就读高小并毕业，可以说，读高小是比较晚了，而发表此文的1920年，祖母十九岁，应该说又是比较早的。 值得一说的，这个明德女学校的创办者是吴仲裔，就是著名物理学家、“中国居里夫人”吴健雄的父亲，学校在吴的家乡太仓浏河镇，吴健雄早年也就读于此。浏河镇离上海只有50公里，虽属于吴县，地缘上却是上海的卫星城。我推测，上面那篇发表在《少年杂志》的文章，应该就是明德的老师甚或就是吴校长，拿到上海去发表的。 1921年，祖母从明德女学校毕业，考入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继续深造学习。 这个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我查了一下资料，也是有些值得一说的。 民国初年，苏州地界上有影响的新式女校，一是江苏都督程德全在盘门新桥巷创立的女二师，这是公立的，首任校长是苏州女教育家杨达权，学校以“诚朴”为校训；另一所私立的女子学校，是名流教育家王谢长达稍早于1905年创办的振华女校，这一私一公两个女校，一时开苏州女子教育风气之新。杨荫榆女士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留学毕业回国后，第一个工作就是在此女二师任教，担任教务主任，同时兼任生物解剖教师。后来，才去了北京的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另外，吴健雄女士，也是女二师的学生，晚祖母一级1922年入校的，她与祖母可说是明德、二师的双料同学。女二师还有一位有名的女学生，就是张君劢的妹妹、徐志摩的发妻张幼仪女士，她比祖母大一岁，却是学校创立当年1912年就入校的首批学生，三年后，15岁的她奉“父母之言、媒妁之命”，停绌学业，嫁到杭州，当了徐志摩太太，经历了七年不幸的婚姻，到1922年与徐离婚。 在女二师时期，祖母留下了两篇文章和一帧图画，分别载于《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校友汇刊》第14、15、16期上。它们分别是： 1，《梅竹》图画，1922年，如图二，署为“预科生”； 2、《与人论文书》文，1922年，署为“本科一年生”； 3、《听演讲日本震灾感言》文，1923年，作者姓名下则标为“后师一年生”。 图一：《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校友汇刊》 图二：“预科生张一贯水彩画” 当时的师范学校，设预科一年，本科四年。所以，有预科生与本科一年生之说。而1923年，似乎应该是升入本科二年级，怎么出现一个“后师一年生”？原来，正是在这一年之前，民国学制又有改变，即1922年11月，北洋政府废止壬子癸丑学制，颁布新的壬戌学制，把原来预科一年、本科四年的师范，改为六年制，称为前期师范三年，后期师范三年。所以，祖母的本科二年级就变成了后期师范第一年，故有“后师一年生”之名。根据查得的苏州市教育档案资料可核实，1921-1926年，祖母确实是在省立二女师就读并毕业。 《与人论文书》以书信的形式论说为文之道。有意思的是，在提出“夫文为语言之代表，以能说理叙事描情写景为上，而说理叙事描情写景尤以真切为主”之后，作者接着说“如因形式之束缚，而致精神不能自由发展，若骈文、律诗之类，皆非真正之文学也”，认为骈文、律诗，“皆非真正之文学也”。论说可谓之一反传统，大破大立，奇崛新颖。从这里，我们似乎隐约看到五四新文学运动反对传统文学、倡导白话诗的时代影子。 《听演讲日本震灾感言》一文，可说者有二。一、演讲者是赵紫宸，即日后甚为知名的燕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宗教学院院长，也即翻译家赵萝蕤先生的父亲，赵先生时为苏州东吴大学文学院院长；二、作者的议论，文中写到，听闻遭此大震灾后，日本教育、实业、商业、交通等一切均照常办事，且超前筹划着新的、更先进的城市建筑，赞誉日本人“勇毅强悍……且将执东亚牛耳”，提醒国人不可不以此警醒，急起直追云云。 总结来看，一个高小女学生、一个初级师范的女学生，写了三篇文章，从小处说，堪称逻辑清晰、笔调洗练，是标准的晚清民初论说类散文。从大处说，三文依次表述了“女子自立”“自由求真”“富强御外”等那个时代的思想主题，堪称真知灼见。 “大好河山仍还吾” 三首诗作，同载《知新》杂志第6卷第1期（1923年），分别是：《赋得山中一夜雨》《竹》《杂诗》三首，也是在女二师的作品。 《赋得山中一夜雨》 一夜萧萧意，泉声入远湾。 如何千点雨，不隔万重山。 毓秀苍松色，含滋翠柏颜。 红尘从此净，白水自相环。 处处烟云密，瀯瀯壑谷间。 四围成画本，抚景老僧闲。 《竹》 幽人乐与竹盘桓，暑日闲来我亦欢。 暂借古人诗一句，森森竹里复生寒。 前者写雨后山水的毓秀葱翠，兼写心境的悠远闲净；后者写幽篁生寒的夏日竹林，均透出传统的诗情画意。而作者创作格律诗的修养，于此亦可见一斑。 第三首《杂诗》，尤为值得一说。全诗如下： 沪上甫来黎黄陂，大盗窃国入京畿。 人民元首竟堪逐，共和政治自此非。 愧有电文报章载，裁兵宪制天下欺。 项城走卒无良者，阿瞒后裔已可知。 爪牙满布防人讨，更谋结党多树私。 世有军人不识丁，总统不识实所稀。 中国总统却如此，故尔友邦莫不奇。 军人素称爱国者，耶徒玉祥洛阳吴。 今忽大变所怀志，低首下心把曹扶。 军人扶曹岂足责，沽身议员实可诛。 仅为区区五千元，不惜猪仔被人呼。 一己名誉固丧尽，中华国体焉有余。 且看孙文定粤局，北连奉张浙合卢。 义旗共举来征伐，大好山河仍还吾。 这首诗一一列举了民国以来军政当局的重要人物与事件，对之进行分析评说，有的严辞批判，抨击讽刺，有的寄以同情和厚望，最后结以“大好河山仍还吾”，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身份和感情。诗歌发表于1923年，它所涉及的这些民初史实，关涉袁世凯、黎元洪、曹锟、冯玉祥、孙中山、张作霖、卢永祥等等人物，可以说，都是鲜活的当代史，是还没有来得及进入教科书或课堂讲述的当代历史，这就让人不由得不为作者的政治睿智、洞察力，以及大气磅礴的诗情而赞叹。如此佳构，竟出自一位22岁师范女学生之手！ 遥望远天，夜空澄澈，那时明月，犹在眼前。以上这三文三诗，让我了解到，读书时代的祖母，实在是一位有情怀、有抱负的才女学生呢！而那个时代一位女学生的散佚诗文，也给我们传递了民国初年学制改革以及学生思想风貌等等时代信息。 独力操持一家老小 与此同时，感谢苏州博物馆李军先生，代为查到两件祖母的遗物。这是苏博建立之初的上世纪六十年代，祖母捐赠给该馆的。文物账上记录为张一贯女士捐赠 “中华民国会证”（张一贯、钱宾四各一通）、“中华民国会折”（钱宾四一通）。李先生特地传来了文物原件的高清照片。这“会证”与“会折”是什么呢？先看这会证上的文字（“会折”内容相近，意义相同，从略）。 图三：中华民国会证“第二期张一贯女士收执；第十期钱宾四先生收执。会证。 盖闻管鲍分金，千古传为美谈；患难相济，朋友有通财之谊。刻因正用，爰效蟠桃之举，敬集十位，计会本洋叁佰元整，一年二期，每逢阳历二、八月廿八、三十一日举行，以认定期坐收，毋许变更。预日具东相邀，至期风雨无阻。会外一切，不得纠葛。感荷诸公推爱，玉成是举。请以义始，誓以信终。会证俟期满作废，谨将台衔并认定次序及数目，按列于后。 第一期民国二十年二月廿八日收 沈仲清太太 应解会洋 四十三元五角 第二期民国二十年八月三十一日收 张一贯女士 应解会洋 四十元五角 …… 第十期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收 钱宾四先生 应解会洋 十六元五角 民国十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会首顺芬（钤印）订” 会证和会折，其实都是一种经济凭证，一种民间（一般是亲友间）集资、周急的经济方式的凭证。某家遇事，一时有急用，需要周济救急，而所需款项或比较大，不便向一人一家借取，此人便在亲友间，通过协商，发起组织一个类似分散支出、整笔获取的互助会。发起者作为首会，可以先期拿到第一期救急的款项。如图三所记，由沈仲清太太发起亲友十人组成，首会沈太太可以先期收取三百元，此后每半年为期，逢二、八月月末，每人出资，轮流收取；先收取者应付利息，故每期所付较多；依收取顺序的先后，各人出资多少不一；直到十人轮全一遍，最后一人收齐，会证期满作废。 如图三所示，1930年8月31日会首发起，在1931年2月28日、8月31日……每半年一例会，到1935年8月31日最后一次，十人例出轮收，前后五年内，沈太太第一、祖母张一贯女士第二……到祖父钱宾四先生第十为止，各人先后收取三百元，本次会证结束。 图四：1938年摄于北平东安市场明明照相馆。祖母与子女们。 祖母从师范毕业后，即在苏州各小学任教，与祖父结婚时，28岁，是文山小学校长，在当时，可以说是超龄、事业型女子。结婚次年，大伯出生，同年秋天，祖父停止苏州中学教职，北上燕京大学。一年后的1931年8月，轮到祖母收取300元本金时，正是她自己辞去教职，携家眷北上，到北京与祖父会合的时间。在这样儿子出生、工作变迁、家室变动之时，家有急用，获得周济救急，想来是一桩好事。而同时，即1931年秋后起，祖父得聘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职，同时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兼课，收入应该是渐次增多了。祖母和祖父出资还款或捵足上述例会，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1932年5月、1933年1月，父亲与我三叔相继在北京出生。此间，祖父母寄居西城北京大学附近，住过西城潘佑荪宅、后门二道桥、马大人胡同等处，曾先后与汤用彤、向达、刘盼遂、张尔田张东荪兄弟等人相邻。可以想象，作为教授太太的祖母，相夫育子的忙碌和充实生活。 值得一说的是，祖父一介书生，埋头教读，一向不问家务、不事生产。之所以列名会证与会折，如图三清一色女士、太太的会员中，祖父列名最后一期，想来是出于祖母代为行事的结果，也可见祖母在家庭生活中独立主事的事实。正是因为这种独立作主的能力，“七七事变”以后，祖父一人先行离开北京随北大南迁，祖母能够一人带着家人，仍然暂住于京城达两年之久。直到1939年暑假，祖母才又率家人离开北平，回到家乡苏州。整个抗战时期，她独力操持一家老小，度过艰难时期。这也正是文章开头一节所说“抗战家书”的由来。
